对许多人来说，教会历史是一个有点模糊的主题。
耶稣建立了教会，后来发生了十字军东征，人们建造了宏伟
的大教堂，新教徒脱离教会自立门户，后来弥撒改用英语。
差不多吧？
在两千年的历程中，教宗、大公会议、圣人和罪
人都极大地影响了教会的生活。
我们经历过异端和战争，成长和衰退，创新和适应。
要全盘掌握这一切，即使是最博学的学者也力不从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理解基本原理。
即使我们不能说出每一位教宗的名字或解释每一个事件，每个公教徒都应
该对公教会如何从一个时期发展到另一个时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教会有哪些主要的史诗，为什么在今天研究它们很重要？
这里是「聚焦天主教」。
引言
在我们开始之前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15分钟远远不足以涵盖哪怕是最基本的内容。
必有重要的事被遗漏。
我道歉。
第二，历史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历史学家在选择取舍史料、将事件编织成连贯的叙
事时，难免会带有隐含的偏见。
我所分享的并非教会历史的教条式叙述，因为这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最后，我希望你会把这当作你的首选资源，而不是最后的选择。
这只是基本的介绍，并非定论。
好的。
开始计时。
我们从早期教会开始研究，这一时期常被称为教父时期，
因为当时有教会的教父们。
这是一个成长和热诚信心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血腥和动荡的时代。
教会虽然最终传遍天下，但起初不过是犹太教内的一个小
教派。
早期的基督徒在文化上是犹太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宗教
的一部分。
他们继续在殿里敬拜，遵守犹太律法。
然而，当像保罗这样的人开始向非犹太人传福音时，却引发了一个有争议
的问题。
当如何接纳归信者？
有人辩称他们必须受割礼，遵守犹太人的洁净律法；也有人
主张耶稣已经废除了这些行为的必要。
这样，教会做出了第一个重大决定。
主后48年，教会领袖们在耶路撒冷开了一次大公会议，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
新归信的人不必受割礼，但不可吃祭偶像之物，
不可吃血，也要禁戒淫乱，这些可以说是犹
太律法中最重要的核心。
一些严谨的人继续抗议这些让步，但已无法回头了。
保罗的宣教事工因环境改善而遍及地中海各地，使基督教逐渐
成为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宗教。
在早期，人们普遍感到耶稣即将再临，因此
宣教工作比建立家庭教会更为紧迫。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教会显然需要一些架构来组织
自己。
这包括三个发展。
1.
圣职人员，即主教、长老和执事的制度，作为敬拜和服
侍的永久领袖。
二。
新约圣经发展出一套权威的使徒著作清单，用于教理讲授
和敬拜。
三。
最后，信经是核心信仰的编纂，用以教导和纠正
信心。
不幸的是，当时的教会被视为对罗马帝国的重大威胁
，导致了各种形式的迫害。
像殉道者游斯丁和爱任纽这样的人物，写作护教文章，使一些人归信，但
有时也助长了敌对的火焰。
基督徒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去拜罗马的神明。
在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基督徒遭受了最严重的迫害。他试图摧毁所有
敬拜场所，强迫基督徒交出宗教书籍，并剥夺他们集会的权利。
因此，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们在主教的直接带领下，主
要在家庭教会中，常常是秘密地举行他们的两个核心仪式：洗礼和圣餐，
相对于更广阔的世界而言，他们的人数仍然很少。
这一切在四世纪时随着君士坦丁掌权而迅速改变，
开启了我们的第二个时期，我称之为教会制度化的
时期。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在一场战役中获胜后，将胜利归功于基督的神。随后，他颁
布了《米兰敕令》，正式承认基督教信仰的合法地位。
十年后的公元325年，他将基督教定为帝国的官方宗教。
这很可能是教会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将不可挽回地改
变教会在世界上的地位。
首先，教会立即看到新归信者涌入。
有些人不再惧怕逼迫，另一些人则寻求政治上的进步，这意
味着敬拜的方式必须有重大的改变。
起初，家庭教会被罗马大厅所取代，但这些大厅的规模也不
够大。
不久之后，主教已无法同时服侍所有信徒，于是便
派遣长老以主教的名义，在称为教区的附属敬
拜场所主持圣事。
屈梭多模、莫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尔、米兰的安波罗修、耶路
撒冷的区利罗等人物成为教理讲授的中心领袖，制定大规模引导归
信者的课程和仪式。
当然，宗教合法化也带来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那
就是如何处理那些在十年前因惧怕迫害而背弃信仰的人。
他们可以重新被接纳吗？
他们需要重新受洗吗？
叛徒所施行的圣事真的有效吗？
简而言之，多亏了奥古斯丁，是的，不是，也是的。
这场争议被称为多纳徒派之争，是教会随着信仰的发展而面
临的众多争议之一，因此需要宣布信经和教义。
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以弗所和迦克墩举行了大公会议，以确
定耶稣和圣灵的本质、与圣父的关系以及全体主教的总体秩
序，最终定义并打击了幻影说、孟他努派、养子说、撒伯流派
、亚略主义、伯拉纠派和诺斯底主义等异端。
在这个时期，教会的制度化使得这个宗教很容易在古代
世界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形成了五个主要的权力中心——罗
马、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
几个世纪以来，各地的领袖在礼仪和灵修方面虽然多样
，但彼此仍然保持相通。
不幸的是，随着该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化，这五位都主
教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开启了教会历史的第三个时期
——一个孤立的王国。
在五、六世纪期间，罗马帝国的世俗权力逐渐衰弱，最终崩溃，
并迁都至东方的君士坦丁堡，在西方留下了一个政治真空。
教会如今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显赫一时，确立了地位，担当起了这个角色。
像良一世和额我略一世这样的教宗开始将教宗制度的影响力伸入世俗事务。
利奥教宗以与匈奴王阿提拉对峙而闻名，使罗马城免于攻
击。额我略教宗是杰出的行政管理者和募款人，在政府无法运作
的情况下，几乎是独力照顾穷人和维持罗马的公共工程。
不久之后，教宗就被视为与皇帝和国王拥有相似的地
位，对其领土行使属世的权力。
他们与外国统治者谈判，指挥军队，并影响政府。
东方教会并未经历同样的发展。
当西方社会崩溃之时，东方却欣欣向荣，使得其余四个大
都会之间的贸易与交流得以持续，促进了共同权威而非
专制君主的统治。
我们在此看见分裂的种子开始萌芽。
虽然许多人认为1054年是东西方教会分裂的时刻，但是几个世纪以
前就已经存在着紧张关系。
随着双方越来越疏远，他们在语言、神学、礼仪、
文化和管理方面开始出现分歧。
但是仅存的一点交流也充满了困惑，有时仅仅是因为
翻译错误就陷入瘫痪。
西方教会自视为这些大城之首，试图将自己的权威强加于东
方教会的属灵事务之上，声称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拥有权柄。
到了公元800年，当教宗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为新成立的神圣罗马
帝国的皇帝时，公教会也开始宣称拥有属世的权柄。
彼此隔绝之下，最终到了一个地步，两者之间
似乎只剩下误会和绝罚的交流。
不出所料，随着教会在世俗权力上的增长，其内部的教权主义和滥用也随
之增加。
在礼仪中更加强调圣品阶级，使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
区别更加明显。
修道院逐渐成长为帝国内部的强大势力，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土地。
鉴于主教和祭司在世上掌握着如此大的权力，关于主教
的选择和祭司的派任，争议也随之而起。
与今日不同的是，当时并没有神学院，教会也不
总是能够控制谁被选为主教。
在这个时期，买卖圣职之风盛行，地方世俗领袖得以任命世俗和未经
训练的人担任教会职位，将圣职视为单纯的政治职位。
再加上自罗马衰亡以来文化本身已经衰退，限
制了贸易、旅行、教育、交流和文化进步，由
此开始了所谓的黑暗时代。
然而，正如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样，这不会持续下去。
十一世纪中叶，教会和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一个复兴的时期。
「公元一〇五九年，教宗尼古拉二世着手改革教会的管理方式，颁布法令规定只有
枢机主教才有权选举教宗，剥夺了皇帝和贵族的此项权力。」
教会应当只由教会自己领导，而不是由世俗当局领导。
公元1075年，教宗额我略七世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颁布了《教宗
敕令》，重新获得了对所有主教的属灵权柄。
他们不是世俗的君主，而是属灵的牧者;因此，他们应当由教宗任命，事奉
教宗，而不是由当地君主任命和事奉。
到了十二世纪初，教会终于明确主张并普遍实行
由圣职人员而非世俗统治者任命主教，并授予他
们属灵权柄。
尽管很容易就中世纪早期一些主教和神父的所作
所为而责备教会，但事实是，他们中有许多并非
由教会直接选任或受雇。
他们受世俗当局的控制。
当主教不受国王摆布，不受世俗事物驱使时，情
况会有多大的不同啊。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在许多方面蓬勃发展。
大学先后在巴黎、博洛尼亚、萨莱诺、牛津、剑桥、萨拉曼卡、
帕多瓦和那不勒斯建立，极大地提高了神职人员的神学和牧灵素质
，同时也丰富了教会的思想宝库。
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再度发现相呼应，安瑟伦、彼得·伦巴
第、托马斯·阿奎那和文德等人首次帮助教会系统地
阐述了三位一体、创造、道成肉身，以及最重要的圣事等教义。
这也是一个巨大属灵改革的时代，主要由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这两个托钵
修会所领导。
这些受欢迎的修士离开修道院后，过着简朴的生活，与当
时的神职人员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欧洲各地设立宣教站，
关怀穷人，在民间和教义上重振信心。
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无疑是复杂的，但它代表了教
会复兴的一大步，唤起了为他人服务的使命感，与东
方的基督徒合作，夺回失去的领土。
当然，我们怎能忘记文艺复兴时期本身呢？
「建造大教堂、创作重要绘画、音乐的进步、城市的
发展，以及科学的早期发展。」
这一切都是教会出于对神和世界的敬畏之心而委托创作的。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教会历史上最充满希望的时期之一。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事物都在这个时期得到改革。
教宗制度曾一度分裂，为了土地和权力而争战。
世俗教士大多未受过良好教育。
黑死病夺去了许多乐意照顾穷人的人的性命，而那些对教会的
弊端感到不满的人也日益增多。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我们看到一个教会，一方面在智识和文
化上追求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另一方面，却在最底层充斥
着丑闻和糟糕的教理讲授。
赎罪券被出售，异端邪说被传播，礼仪充斥着弊端，狂欢
和迷信弥漫于文化之中。
因此，在1517年，教会被迫为其持续的问题负责，并在接下
来的500年里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被外部世界围攻的时期。
奥古斯丁修会修士马丁·路德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列举了对教会的一系列指控
，由此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方济各会内部正在进行改革，使人分心，路德的申诉又不能
立即得到满足，于是一场运动很快兴起，分歧日益加深。
其他改革家如加尔文和慈运理也提出了自己的不满之处，很
快地，教会就忙于应付这一切，竭力维持教会的完整。
让这些改革得以蓬勃发展的一个问题是，公教会
从未正式将其教义或做法编纂成法典。
在此之前，教会主要是靠惯例来领导，我们总是以某种方式做
某事，或是根据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回应的特别法令。
此时很明显，有必要作一个完整的信仰宣言。
因此，在1569年，公教会召开了特伦托大公会议，以统一并编纂公教会
的各个方面。
「神学概念被下定义，共同实践的规则被设立，改革措施也付诸
实施。」
正是在这里，一个新的礼仪被确立，取代了所有不到两
百年历史的礼仪，为要使全世界的教会完全统一。
不幸的是，伤害已经造成，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教会所
经历的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争斗不休的时代，起初是与新教徒对抗，但最
终却是面对一个日益世俗化的世界，试图将宗教从公共领域中驱逐
出去。
科学革命、自由主义哲学、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和民主，
试图颠覆先前由教会权威所定义的世界。
自从早期受迫害的时代以来，外部世界从未像现在这样被视为危
险和混乱不堪，教会成为真理和美善的唯一庇护所，一个完美的社会，
世界无法提供她所缺乏的任何事物。
《谬误录》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件，它确切
地列出了世界上的种种弊病。
有点自相矛盾的是，这也是教会历史上传教热忱最高涨的
时期。
受到一种认为教会之外的一切事物和所有人都被诅咒的世界
观的驱使，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和新成立的耶稣会等传教修会前往
亚洲、非洲和美洲，迫切希望拯救尽可能多的人。
对于今天的一些人来说，这代表了天主教的最高境界。
一丝不苟地安排礼仪，清晰明确的教义陈述，迫切而
有使命感，宏伟壮丽的堡垒将危险阻挡在外。
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在使命和身份方面界限最为分明的一
个时期。
当然，即便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有其问题，这个时期也不例外。
有时，一致性导致了僵化，甚至对人为律法的偶像崇拜。
确定性抑制了探索和适应。
社会助长了急躁之风，忽略了真正的归正。
把一切都拒之门外，就意味着错过了世界上一些真正美好的事物。
十九世纪末，教会开始深入反思自身，质疑自己
在世上的身份和使命。
如此，现代时期开始了。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更新的时期，是适应世界变化的时期。
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个开放和对话的时期，不仅是与外人，也是与我
们自己的历史。
仍有更多人称之为改革的时代，而另一些人却只看到所有美
善圣洁之事被毁。
现在大家很难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不是吗？
鉴于它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而我们仍生活在其中，我认为对这个
时代在历史上将如何被铭记，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尚早。但很明显
，这是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无论是在教会内部还是外部。
二十世纪中叶的世界，与中世纪的世界全然不同。
早期人文主义的努力，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带来了一丝和平的迹象。
科技革新了交通、通讯和日常生活。
教会不再受到外国列强或文化革命的攻击，世界满
怀希望地期待着一个更加团结的生活。
在教会看来，研究和学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仅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就有重要的早期手稿被重
新发现。
圣经的历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教父著作的译
本也越来越广泛。
因此，礼仪学、圣经学、教父学和合一运动等领域，都受到学者
和信徒的热烈欢迎，焕发出新的活力。
这个传统，看来比我们简单的公式和统一的礼仪所让我们
相信的要广泛和复杂得多。
需要更新。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了。
从1962年到1965年，公教会颁布了几项宪章，呼吁全面
改革礼仪，重新定义公教会的本质，阐释研读圣经的角色和过程
，并更新公教会在世界上的使命。
教会不再是一座自卫抵御世界的堡垒，而是要成为世界
得救的圣事。
这个任务似乎主要要由平信徒来完成，胜过其他一切。
几乎在每一份文件中，首次明确关注的是，如何将非受圣职者
纳入、预备并差遣他们参与教会的生活。
大公会议的精神基础包括：普世蒙召走向圣德之路，
在平信徒事奉和礼仪中使用白话文，在礼仪和法规中为文
化差异预留空间，重视圣经，以及平信徒的专属职责。
这的确在文化上引起了重大的转变。
一方面，非洲、东南亚和南美洲的教会空前繁荣昌
盛。
如今地方社区拥有更多自主发展的自由，创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深度和本地化方面的收获，远远弥补了在统一性上的损失。
另一方面，分裂和滥用现象也在蔓延。
没有了从前严格的指导方针，有些人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公会
议的本意，破坏传统，传播谬误。
自从大公会议以来，走向极端的竞争使教会难以维系合一
，有人感到我们正处在另一次分裂的边缘。
现在，有人可能会争辩说，这更能反映当今世界对话的状态，
而不是公教会所做的任何事情，但问题仍然存在。
有人以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强行推
行教会改革，但事实上，尽管这次大公会议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却是数十年来在大学和地方教会团体中已经进
行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
不管你喜不喜欢，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本身是建基于传统之上的，有数十年来
的改革作为后盾，绝对是教会当时所需要的。
它最终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
时间会证明一切。
但是从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中，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这并不会就
此终结。
将来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教会虽然是基督在祂复活这一不变的真理上所建立的，但
在表达这一真理的方式上，却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机构。
两千多年来，我们的礼仪、祷告、律法、教义的表述方式、
治理结构，以及与外界的关系，一直都在发展的过程中。
这并不是说它会从根本上或完全地改变，而是说它永不停滞。
作为一个被圣灵引导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活生生的机构。
我们的使命从未改变，但我们周围的世界和居住在其中的人却总是在变化。
我们研究历史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要效法过去的做法，
仿佛在任何处境中作为教会只有一种方式。
要记住，每一代人都必须决定如何在自己当下的时代中
生活，并分享这传统。
在某个时期有效地表达真理、培养圣洁的方式，对我们来说可
能并不一样。
我们从过去学习，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圣灵现今与我们同在。